“外交部”

　　邻居杨先生，很幽默，见我家客人独多，热闹，便戏称之为“外交部”。

　　我和妻子在家中均排行老大，弟妹多，父母又均在乡下，节假日、星期天，弟妹们来转转、玩玩儿是很自然的。

　　我工作后，弟弟、表弟、表妹相继来聊城求学，正在给我们带儿子的奶奶，自然盼着他们来家里。一时没来，便会念叨：多长多长时间没来了。他们来时，我们也无非多增加些菜的分量，多添点儿水，多加几个馒头而已。真不一定有他们在食堂吃得好。一是没把他们当客人，再则也确实没什么好吃的可做，以至于表弟不解地问：“大哥，怎么光吃大头菜呀？”

　　儿子的大舅舅，大学毕业后，分配至地区党校工作。党校在聊城北郊，距我们住的“八排房”有十多里路，路面坑洼不平，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小村。他有空也会用自行车儿载着孩子来玩儿上一天，家常便饭吃罢，再仄仄歪歪地载孩子回去。他到外地求学后，骑车带孩子家来的“任务”便落到了其妻头上。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去，来学校几乎成了他们娘俩每个星期必有的项目。倘若哪个星期没来，我们便会觉得少了点儿什么，心里老是挂着。儿子的二舅舅，如今闺女已经出嫁，儿子已经出国读博士了，但那天晚饭后，他带着还在热恋中的妻子第一次家来的情景，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，历历在目。

　　我和妻子距老家均不远不近，或百十里，或五六十里，老家的亲戚朋友，乡里乡亲自然也来得多些。一天，也是巧了，大人孩子同时来了六、七口。不久，天又下雨，无法到院中去玩儿，只能挤在屋里，以尊卑长幼排座次，坐的坐、站的站了。平时也是隔三差五地不断人，所以就显得热闹了。

　　除客观因素外，当然也和每个人的脾气、所秉持的理念有关。听说那个见面亲热地打招呼、和和气气的人，距老家也是不远不近，便基本无人“打扰”，关着门子过日子。平日里连亲兄热弟的事儿都不管，更不用说庄乡爷们儿了。此人大学毕业工作后，便很少回乡下老家，侍奉父母的任务也由其兄弟姊妹“代劳”。听说只是在老人过世时回去了两天，但收罢礼金便回来了。当然这是个极个别的例子，不然也不会传到我耳朵里了。

　　老家的客人中，有相当部分是来看病的，自家人外，都是在城中没有其他熟人或更近关系的本家或庄乡，我们于情于理都不能不管。比如三爷爷家的臣叔，虽长我四岁，但上学只比我早一年，在“莘县四中”读书时，他是高中三级，我是四级。住校的那段日子，周末回家，周日返校，我们都是一块儿来去的。有一年冬天，吃罢晚饭，天已很晚了，下着大雪，我们叔侄每人肩着半袋子地瓜面儿，迎着北风，踏着脚脖深的积雪，在乡间的小路上跋涉……他有“病”了，能不管吗？何况还是在特定情况下遇上的！

　　那还是妻子带着儿子在老家歇产假的时候，一个周六，我吃过午饭，骑车回去看他们。行至沙镇东头，忽听有人喊我的名字，循声望去，见路边停着一辆十二马力的拖拉机，臣叔坐在拖斗儿旁的土地上，表情甚是痛苦。司机存亮说：他们是准备到聊城拉鱼苗的，刚到这里便被一辆汽车撞了拖斗。汽车跑了，正犯愁哩。我想都没想，便和存亮一起把自行车儿抬进拖拉机的拖斗，让他先拉回老家，拦了辆驶往聊城的客车，把疼得龇牙咧嘴的臣叔背上了车。也是臣叔有福，当时体育教研室的王锡敏老师正在“悬壶济世”。这是位神人，有祖传的接骨正骨的绝活。地区中医院本以骨科见长，但中医院治不好的骨伤病号，往往也来找他。经其诊治，每每手到病除。王老师的“病房”是学校大门外西侧的一个农家小院儿，三间正房里安了五六张病床。臣叔住下后，王老师问了问情况，服了止疼药，接着便做了检查。根据疼痛部位及相应症状，参考臣叔对出事情况的介绍（汽车把拖拉机的拖斗拱起，随后又重重地坠在地上，当时臣叔正坐在拖斗上），王老师断定是骨盆骨折兼错位。说：“别着急，安下心来住一段儿吧。”第二天去看臣叔时，王老师正在查房，说晚上动手术，让我届时过去帮忙。我也不清楚这手术如何动法，便早早地吃罢晚饭去“病房”等着了。一会儿，王老师还有其夫人马大夫来了，让我站在臣叔头前，双手挽住他的双臂用力向后拉住，王老师先是在伤处捏捏、按按、揉揉，之后，沿双腿向下捋至脚脖，抓住，向侧后用力拽了拽，“手术”就算做完了。之后便是和马大夫一起用石膏板、纱布固定受伤部位，说：“平躺着，别乱动。住一段调理调理就好了。”有这么神吗？说实话，我当时还真心存疑虑。三个月过去了，臣叔还感觉受伤处有异响。请王老师检查后，他说：“一切正常，不用担心。”并举例说，像地里种的麦子，何时拔节，何时灌浆，都是有定数的，时间不到，急也没用。俗话说“伤筋动骨一百天”。真是俗话不俗，当一百一十多天的时候，臣叔便能由人搀扶着下床活动活动了；又调理了几天，拿了点儿内服外用的药，便出院了。起初还拄着双拐，后来丢掉双拐也能慢慢走动了。再后来，除遵医嘱不能干重体力活外，基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状态。再后来便一切正常，什么计较都没有了。在臣叔住院的100多天里，除护理者时时家来外，家乡父老、亲戚朋友，自然也不时来探视。既然来了，也想见见正在看孩子的奶奶。我家自然又平添了些热闹。

　　还有，前文已提及妻子的姨姥娘，按说这关系不算很近了，但亲戚走得近就近。正如岳父所说“这个姨姥娘可不比一般的姨姥娘”，在妻子他们兄弟姊妹小时，没少出力、帮忙。老太太是把我岳母当亲闺女，把我妻子他们当亲外孙女、亲外孙对待的。所以，我们都从内心里敬重她，乐意管她的事情。何况老太太是个有脾气的人，别说不管她的事情会挨骂，就是管了，脸色不好都不行。记得她66岁那年，患阑尾炎，在中医院住的时候，我们天天做饭送饭；出院后，就住在我那小厨房里调养。我去北京出差时，她还无法跨过门前的小路来至北屋。过了一星期，我从北京回来，她已能独立地在两个屋里走动了。

　　妻子老家的一个邻居，已是外姓旁人。老爷子70多岁了，因浇地和侄子发生口角，结果被打折胳膊，住进了中医院。其家人本没来“麻烦”我们，妻子在门口碰上了，便主动邀至家中，嘱其需用什么时说话，盆子、暖水瓶类可到家来拿，不用再花钱买了。因为他的儿子虽为人民教师，但买斤盐都是计划着吃的。所谓“美不美故乡水，亲不亲故乡人”，我和妻子买上水果、点心去医院探望，自然也是应该的。

　　有些老同学，比如同级不同班的，不要说毕业后一二十年没有联系，即使是当年在校读书时，也没有打过交道。来聊城了，乃至到“聊城师院”参加什么培训班了，知道这里有同学、校友，找到，说说话，一起吃顿饭，也是人之常情。但有时也弄得很伤脑筋。记得是一个暑假当中，我正在中文系三楼一个教室里给函授生辅导功课，有一近40岁的男人、大个子，一会儿到门口伸头看看，缩回去了，一会儿又伸头看看。本就看着眼熟，一交流还真是读高中时的一个“名人”、同级不同班的校友。这位老兄在“批林批孔”“评法批儒”时，曾用毛笔勾划“孔老二”、秦始皇画像，还染成红脸蛋儿，张贴在教室东头的黑板报旁边。听说毕业后，时兴在钢笔上刻字的时候，还有人见他骑辆破自行车，走村串巷地刻字。他现在家教小学，这次来“聊师”参加一个中小学数学教学培训班。隔天晚上，我在桐园（校内宾馆）订了个房间，约几个老同学坐在一起叙旧。当提及当年的“大作”，贴在墙上展示的时候，这位老兄本已因酒而红光满面了，这时更显得精神焕发。竟不等劝，自己端起酒杯喝起来。我是东道主也是地主，不好说什么，其他同学见状也认为该结束了，怕再喝下去出问题。但这老兄兴致依然很高，说再喝几杯也没事。几位催其动身，说留点量，有机会再聚。老兄起身时险些把餐桌碰翻——若非被一眼疾手快的同学扶住。“天不早了，你收拾收拾回家吧，别管了。”一位同学对我说。另两位则一人架着一只胳膊，把晃晃悠悠的老兄搀走了。事后听说，他们出门不久，走上中文系旁边的小路时，那老兄便坐在地上不走了，怎么劝都不走，一直折腾到晚上12点多。

　　母亲说“人情无价”，教导我们要懂得感恩，滴水之恩当报之以涌泉。还有一层意思是说能自己解决的事情就不要麻烦别人，人情债难还。我的父老乡亲，虽然大多学历不高，甚至不识字，但都懂得这些做人的道理。他们知道人情礼往，不得不麻烦别人的时候，一般都不会空手造访。虽然不是花多少钱买多好的烟、酒，贵重礼品，但自己地里产的花生、绿豆、小米、地瓜类，是绝不会吝惜的。他们都是些通情达理、老实厚道的庄稼人。但倘若你不地道，做事太过分了，他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教训你。

　　村里有位在城里做小官的人，来老家时，表现得很不够意思：走路的时候脸都仰到天上了，奶奶说“像个㨄鼻子象”。庄乡爷们儿有事找到他，总是爱搭不理的。在家的兄弟、子侄辈，认为有他做靠山，走路也是横横的，有事时心安理得地享受他人的劳动，他人有事时，很少凑前。人们早就憋了一肚子气，决心找机会教训他。机会来了，“㨄鼻子象”的老爷子归天，出殡的时候，大执客在喇叭里喊“出丧哩，出丧哩”，意思是让庄乡爷们儿快来抬棺。但喊了几遍，就是不见人前来。大执客也清楚当事者的为人，知道是大家要他难看了。但总不能把棺材闷在屋里啊。于是便领着戴孝帽子的“孝子贤孙”们挨家挨户地上门磕头。大家觉得够一锅了，出了气了，于是打扑克的甩下牌，喝酒的放下杯子，慢慢悠悠地出来了。

　　你可能会说这种教训方式太酷了。但这是庄乡爷们儿独有的，也是最管事的“重器”，轻易不会用的。

　　当然，还有比这更绝的。邻村一位先是在大队当干部，后因是烈士子弟，被提拔至小公社（管区）当领导的董某，起初还谦卑，见到庄乡该喊叔的喊叔，该喊爷的喊爷。但后来便不知吃几个馍饱了，越来越横，越来越孬。其吃相难看到什么程度呢？举个例子：同村张三的母亲去世了，张三知道根据上级政策，自然是要火化的，本也没什么想法。但董某放话说：交500元钱，给管事的说说就行，不用火化。张三是个孝子，觉得花500元钱，给老娘留个囫囵尸首也值，便筹集了500元给董某送去了。还真管事，没火化便平安无事地下葬了。但事情已过去一个月了，管事的又找上门来，立逼着把尸体从坟墓中扒出来重新去火化。张三又气又恼，找董某质问，董某说：“你那500元就管一个月。”把个张三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。因董某之母是通情达理、受人尊敬的老太太，其兄弟姊妹为人也不错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张三自然不好借老太太去世闹事。但积在心中的这口恶气又不能不出，一直等到董某得了不治之症去世，才有了机会。当孝子摔完“劳盆”，大执客喊“起灵”之际，张三的鞭炮响了：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还伴随着他抑扬顿挫的喊声：“结婚典礼现在开始……”

　　当然，不管是吃公家饭的，还是吃农家饭的人，都存在着有文化和没文化之分。这既不取决于身份，也不取决于识字的多少、学历的高低。

　　我的老乡中，再说得确切些，是家族中支脉较远的一位，也可以说是个见多识广的人，在大多数农民都还固守在土地上的时候，他便东里西里地打工了，且能说会道。但千万别和钱财沾边，见到钱财，其不仅忘义、忘情，甚至什么都不顾。所以和兄弟、子侄之间的关系都闹得很僵。其本与我年龄相近，但萝卜不大长到辈上了，也便时时以长辈自居，乃至不分场合。一天中午下课后，办公室的人员告诉我：“你老家的一位爷爷找你有事，在教师休息室等着哩。”我想能是谁呢？莫非有什么急事，也不提前打个招呼？推门一看，正是这位。说脚疼，让我带他去中医院拍片子……

　　老家来的客人中，也有咨询孩子升学的，了解就业、工作情况的，购买农药、化肥的等等。母亲说“庄乡为大”，能帮忙的帮忙，帮不上忙的好声好气给人说清楚。进咱的门就是咱的客，不管什么情况都得热情接待。

　　我们家的客人，大都来自老家，少数非自老家来者，也基本上都与老家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。即此而言，杨先生称我家为“外交部”，我觉得不如叫“老家住聊办”更确切。

　　（未完待续)